当市长时当面挨过五次骂

  编者按：五十年前，他是清华大学的理工翘楚，获校长颁发优秀毕业生奖章；十年前，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位居；现在，他已然是一位作家，写随笔、写散文，还写小说。近日，最新作品《闲来笔潭》出版，讲述了一位领导人的心灵随感。人民网读书频道独家首发《闲来笔潭》精彩书摘，再现的书中同时收录了夫人张锦裳的回忆文章《相伴五十年》，讲述了夫妻五十年相濡以沫的岁月真情。

  书名：《闲来笔潭》 作者：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4月

  【注：人民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对本书进行连载，禁止其它媒体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男，汉族，1938年8月出生，江西余干人，1962年3月加入中国，1968年4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任中央，中央委员会书记等职务。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了离开领导岗位后创作的随笔、散文、杂记、小说、对谈等文学作品及部分画作。既有青少年时代的生动回忆、工作后的难忘经历以及退后所思所悟等写实之作，又有寄实于虚、寄虚于实、虚实结合的虚构篇章。读来或使人感慨，或令人称奇，或怡人心智，或催人奋进。

  1983年3月，担任武汉市市长。上班骑自行车，早上花一毛五分钱在沿江小摊上买一碗热干面吃，穿的也很普通，经常穿的就是那身工作服。他常住办公室，中午在市政府食堂吃饭也排队，有时开会接待客人或工作晚了，没有赶上饭，就饿肚子。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他负担很重，压力大，营养不够，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我做了一些他喜欢吃的菜，让秘书带到办公室，他怕影响不好，怕我耽误工作，没有吃，也不许家里再送饭。一直到现在，他三餐饭都很简单，走了三个省，后来又到中央工作，出差调研，一直要求吃工作餐。

  刚到葛店化工厂，我没什么像样的衣服，也穿葛店化工厂的工作服。后来，买了缝纫机，我就自己买布做衣服，冬天准备夏天的，夏天准备冬天的。他调武汉市科委后，我也调江岸区北京路小学教书，孩子也转了学。我送小儿子上市委幼儿园，老师见了我们都有些吃惊，没想到市科委副主任的家属会穿得这么寒酸。他当了市长，家里的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但由于我们双方的经济负担都比较重，生活仍然很艰苦。我下班后常到菜市场去买扒堆的菜，有时买上几十斤，晒干做咸菜。整幢楼几十家，就我们一家晒菜，而且晾在阳台上的被子、衣服破旧，连小偷都不愿光顾。

  当时商品短缺，啥东西都定量供应，一人每月二两油，五人正好一斤，平时舍不得用，节约下来一罐子油，准备过年给孩子炸东西吃。他爱整洁，对孩子要求严格，看书学习要求坐得端端正正，每天晚上十点钟休息前，必须把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每次他外出考察，孩子们都高兴得跳起来，说：“解放啰！可以睡个好觉了。”有一次，他没有通知我们突然从国外回来，到了家里，一看家里不太干净，拿起拖把就去拖地，把我攒的一罐油撞倒了，我心痛得不得了。

  他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在葛店化工厂，本来可以分三室一厅的房子，他只要二室一厅的，还是顶层。当市长前，64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他的爸爸、我的妈妈、我们俩和三个小孩，共七口人。大约在1985年，市委办公室要我们去市委小院看了一幢房子，面积很大，也很漂亮。但我们考虑到家里没什么东西，这么大的房子水电费很贵，特别是那里离我的单位比较远，乘公共汽车上下班，路上时间太长，没时间做饭，就放弃了这幢房子，一直住在天津路。七口人挤在一小套房子里面，上面一拖地，下面就像下雨，有时不知道怎么来为好。老吴说：“莫做声，上面拖完了不就过去了吗？”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87年搬家到江西。

  他当市长时，有一次，行政处长送来四五条小鲫鱼。我要给钱，他说是发的。我把鱼养在水盆里，官正回来发现了，大发雷霆，把我和行政处长狠狠地训了一顿。

  他从不准我和孩子用他的车，顺路捎一段也不肯，也没有带我们出去玩过。有一年忘了过什么节日，我们发了中山公园的游园票，官正也到那里去参加活动。我们大家一起下楼后，他坐车走了，我带着孩子步行好几里路去公园。1986年5月，有一天半夜，大儿媳妇的爸爸打电话，说儿媳快要生了，要我找一辆车，送她到医院。我人生地不熟，又是晚上，到哪里去找车呢？提出用一次他的车，开始他不同意，我说：“去晚了，要出人命的，要不我交钱。”他才同意了。

  有一次，他的叔叔来武汉找他给儿子安排工作。因为上清华时这个叔叔给过他钱，官正一直十分感激，但是还是讲：“我做不到。”叔叔伤心地哭了。叔叔的儿子后来留在武汉做临时工，始终没找到正式工作。

  大儿子结婚，因为家里没有钱，又没有房子，只能住在岳父家里。有一次不知怎么在岳父家闹别扭，就把东西搬到我家楼下，并对他爸爸说，我不愿再住别人家里，你是市长，给我找不到一间房子？官正只能做他的工作，动员他搬回去住。以后到了江西，二儿子结婚，官正专门给儿媳妇父亲的老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帮助做二儿媳父母的工作，不要请客、不要收红包，请务必支持。三儿子结婚，是儿媳的父母把她送到家里的，正好是春节，放了几串鞭炮，一起吃了一顿饭，仅此而已。

  官正确实脾气不好，但在武汉当市长时，他当面挨过别人五次骂，物价改革时最多一天接五六十个骂他的电话，也没有见他发脾气，但能够感觉到他压力很大。记得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洗衣服，有人来敲门，官正去开门，看见外边站着一个耳朵上夹着烟卷的人，很不客气地说：“我找市长，武汉的服务态度不好，商场、火车站、轮船码头都很差。”官正客气地说：“我没做好工作，明天就研究设法整改。”那人走了以后，他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思考怎么抓服务，一直到深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穿着旧军棉大衣出去了。后来听他说，在码头有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问他：“这是不是第十五码头的检票口？”他就带着那个人，拿着票询问工作人员。几个服务人员态度都很差，把他骂了一通，还拿着检票的剪刀在他脸前挥舞，他很生气，决心要狠抓服务态度。第二天，《长江日报》报道了这件事，管理该码头的长航领导要严厉处分那几个工作人员，知道后，写信给长航领导，说自己当市长的也有责任，对服务人员主要是加强教育，不要处分他们。他对我说：“我挨骂知道难受，许多来武汉的旅客花钱买气受，这一定要改，否则对城市形象和发展影响太大。”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还有一次，他到市场去了解商品的价值状况，售货员嫌他烦，不答理他。正好有个顾客买了一斤盐，要求包一下，服务员不理睬，他上前帮那人说话，服务员又推说没有纸，官正指着服务员身后说，那里有废报纸，服务员嫌他多管闲事，又训了他几句。刚好有一个干部来买东西，认出了他，说：“吴市长，您怎么在这里？”服务员才知道骂了市长。

  有一段日子很紧张。有一家人在铁路旁边修了一幢房子，是违反相关章程的建筑，要拆除，这家人不同意。去拆房子的就说：“这是吴市长的决定，为了火车站运行安全，这房子务必今日拆除。”其实这事他根本不知道。这家人兄弟好几个，声称要杀了我们全家。公安局将他们兄弟的照片发给了我家所住单元的每一住户，并要我和孩子躲在家里，不要去上班、上学。有一天，他们几兄弟真的上了二楼，二层住户认出了他们，对他们说，吴市长早就搬走了。那几个人找不到我们，又听说在北京开会，就追到北京去，幸好下火车后被北京的警察发现带走了。

  在武汉有两次照相印象很深刻。一次是从乌泥搬到武汉，上了户口以后，他高兴得一口气跑回来，我们全家照了两张相片，算是庆贺。他调到市科委任副主任，周末我带着孩子们去市里看他，又一起照了几张相。当时孩子们衣服破旧，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他们穿上照相。（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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