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上写下了诸多可歌可泣的战例。然而，在1943年初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遍了苏中大地：新四军一个团竟然整建制地向日伪军投降了！更令人惊讶的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没有动怒，反而笑着说：＂他们是孙猴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支英勇抗日的武装会突然选择投敌？陈毅为何会做出如此反常的表态？而这支＂投敌＂的部队，最终又在敌占区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167天？

  1943年2月下旬的一个傍晚，苏中第四军分区指挥部内灯火通明。姬鹏飞和陶勇正在紧急研究一份从南通传来的情报。情报显示，汪伪政权将在4月1日开始对苏中四分区实施所谓的＂清乡＂计划。这次＂清乡＂与以往不同，日军将投入超过15000名军警特务，同时由汪伪政权统一指挥调度。

  苏中四分区地处长江口北岸，横跨如东、南通、启东、海门四县，是沟通大江南北的重要通道。自1940年以来，新四军在这里建立了坚实的抗日根据地。然而，这片根据地四面环敌，北依黄海，南临长江，东西两侧则是日伪军的重兵据点。

  汪伪方面任命了两个关键人物负责此次清乡行动。一个是张北生，他被任命为＂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曾是国民政府嘉定县县长，对地方事务了如指掌，后投靠汪伪政权，实则是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代理人。另一个是姜颂平，被任命为＂76号南通特工总站＂站长。姜颂平的背景更复杂，他曾在大革命时期加入过，后叛变投靠中统，最终被李士群收编为特务头子。

  就在姬鹏飞和陶勇研究对策时，又一份情报送到了指挥部。情报称，张北生和姜颂平正在暗中发动＂和平运动＂，企图通过收买、威逼等手段瓦解地方抗日武装。他们利用在当地的人脉关系，慢慢的开始接触一些地方武装的负责人。

  面对这种局势，驻守通海地区的崇明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处境岌岌可危。这两支部队地处清乡行动的核心区域，一旦日伪军发动进攻，很难抵挡。而若是这两支部队被击溃或被迫撤离，就意味着失去了控制长江口北岸的重要支点。

  经过反复权衡，姬鹏飞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何不将计就计，主动出击？他建议选派一支可靠部队诈降，潜入敌人内部。这支部队表面上接受敌人的收编，实则在敌占区继续开展地下斗争。陶勇对这个想法深表赞同，并进一步提出，可以将崇明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合并，组建一支精干的队伍执行这项特殊任务。

  这个计划很快上报给了新四军军部。考虑到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实力有限，正面对抗清乡部队的风险过大，军部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这个前所未有的计划。

  获得军部批准后，姬鹏飞和陶勇立即着手挑选合适的人选。这项特殊任务要求指挥官既要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又要具备高超的政治智慧，更要对党绝对忠诚。经过反复筛选，最终确定由汤景延、沈鼎立、顾复生三人组成指挥班子。

  汤景延被任命为新团长。他的履历堪称传奇，1924年加入时曾在江苏省党部任职。1927年蒋介石＂清党＂期间，他因反对员被开除党籍。此后，他辗转各地，曾在多支地方武装中任职。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杂牌军，历任连长、营长，最后升任少校副团长。1940年，当他得知新四军在黄桥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时，毅然放弃了优厚待遇，带着全家投奔革命队伍。

  沈鼎立被任命为副团长。他出身于崇明岛一个开明士绅家庭，其兄长沈鼎法早年就加入了中国。1937年日军侵占崇明后，沈家兄弟与当地进步人士茅珵一起组建了抗日武装。就在这支武装初具规模时，日伪军对沈家实施了残酷报复，他们的父亲惨遭杀害。这段经历让沈鼎立对敌人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同时也练就了他冷静的性格和缜密的思维。

  顾复生被任命为政委。他是青浦人，与高层领导人陈云是同乡。早年受陈云影响，他加入了中国，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他曾参与策反一个伪军连队的行动，因表现出色，被组织安排到苏中根据地工作。他为人正直，处事稳重，在部队中威望很高。

  这三人的搭配可谓相得益彰。汤景延擅长交际，在军队的经历让他深谙与敌周旋之道；沈鼎立熟悉崇明、通海一带的地形和民情，能够为部队行动提供准确的情报；顾复生则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能保证部队在敌占区不迷失方向。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军分区还专门从各部队抽调了一批政治素质过硬的干部充实到团部机关。这中间还包括情报科长徐国华，他曾在上海租界工作过，精通日语；通讯科长张守信，他是本地人，在通海一带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军需处长钱志远，他曾在上海商行工作，熟悉经济工作。

  军分区还特别考虑到了部队的构成问题。为了确认和保证行动的隐蔽性，他们将崇明警卫团和通海自卫团中的骨干力量保留下来，同时从其他部队调来了一批技术兵种的专业人才，包括通讯、侦察、爆破等特长的战士。这些人员都经过严格审查，确保政治上绝对可靠。

  1943年3月初，军分区的这支特殊部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首先要解决的是与敌方接头的问题。通过地下工作者的联系，他们得知姜颂平正在积极寻找突破口。汤景延立即派出通讯科长张守信，通过一位南通商会的老板与姜颂平建立了间接联系。

  张守信向姜颂平透露，有一支抗日武装因为补给困难，有投诚的意向。姜颂平得知消息后十分兴奋，立即安排了秘密会面。3月10日，在南通城外的一家茶馆里，汤景延与姜颂平进行了第一次接触。为了让姜颂平相信这次投诚的诚意，汤景延特意准备了一份详细的部队番号、人员构成和武器装备清单。

  与此同时，部队内部也在进行着秘密动员。顾复生召集各连队指导员，逐级向战士们说明这次行动的特殊性质。为了确认和保证万无一失，他们还对每个战士的家庭成分、社会关系进行了严格审查，凡是有顾虑的人员都被调离了部队。

  为了让投诚看起来更逼真，军分区特意策划了一场假战斗。3月15日，在如东县境内的一处据点，部队与日伪军发生遭遇。按照事先的安排，部队表现出战斗力不足的样子，在交火后很快撤离。这场战斗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姜颂平那里，逐渐增强了他对汤景延的信任。

  在物资准备方面，军需处长钱志远做了充分的安排。他们将部队的武器装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要上缴给敌人的，这些武器都经过特殊处理，看起来完好无损，实则已经被做了手脚；另一部分是秘密保留的，包括手枪、手榴弹等便于隐藏的武器，这些将通过特殊渠道运往敌占区。

  为了保证与根据地的联系，通讯科在南通、如东等地建立了多个秘密联络点。他们利用当地商铺、药店作为掩护，建立起一条隐蔽的交通线。情报科长徐国华还专门编制了一套密码本，用于紧急状况下的联络。

  3月下旬，一个意外的情况险些打乱了计划。日军在海门地区发现了一名地下工作者的踪迹，并展开了大规模搜捕。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打草惊蛇，部队不得不暂时推迟了行动时间。直到3月底，形势才逐渐平静下来。

  4月1日这天，姜颂平派人送来了一封信，要求部队在两天后到南通城外的一处指定地点进行投诚仪式。军分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投诚的每一个细节进行了最后的确认。他们要求每名战士都记住自己的新身份，熟悉伪装的来历和背景。就连武器上交的程序，也都进行了反复演练。

  同时，为了确认和保证万一行动失败时能够安全撤离，部队在南通、如东、海门三地分别设置了紧急撤离路线。每条路线都配备了向导和接应人员，并在沿途布置了补给点。这些准备工作都是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就连执行具体任务的战士，也只清楚自己负责的那一段路线。

  1943年4月3日上午，在南通城外的一片开阔地带，一场精心策划的投诚仪式正式举行。汤景延率领全团官兵，向日伪军上交了武器装备。日军特务机关长平井少佐和汪伪军政要员张北生都出席了仪式。这支部队被编入汪伪军第七集团军序列，番号为＂和平救国军第三团＂。

  投诚仪式结束后，日伪方面并未完全放心，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监控。首先是分散安置，将这支部队打散驻扎在南通、如东、海门三地，每个连队都配备了日军顾问。其次是严格管理，规定官兵不得随意外出，与当地居民接触需要special许可。

  然而，这些管控措施并未能阻止这支特殊部队开展地下工作。他们采取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策略。表面上，他们积极努力配合日伪军的各项工作，参加军事训练，执行巡逻任务。暗地里，他们则在建立地下情报网络。

  通讯科长张守信利用当地商会的关系，在各个驻地周边建立了秘密联络点。这些联络点表面上是普通的商铺，实际上成为了传递情报的重要渠道。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引起怀疑，他们采用了极为巧妙的联络方式，比如将情报藏在货物包装中，或是利用送货路线传递信息。

  情报科长徐国华则充分的发挥他精通日语的优势，经常主动与日军顾问攀谈，获取军事情报。他注意到日军在长江口北岸正在修建一系列军事设施，这些情报被及时传回了根据地。同时，他还发现日军正在策划一次针对苏中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行动。

  1943年6月，一个重要的机会出现了。日军计划在海门地区举行军事演习，邀请＂和平救国军第三团＂参加。军需处长钱志远趁机提出要为演习准备大量物资，获得了自由采购的机会。他立即组织人员深入各地，借机了解日军部署情况。

  7月中旬，部队获悉日军即将在启东登陆的重要情报。沈鼎立利用职务之便，带队在海门至启东的公路上设卡检查，其实就是在摸清日军调动的具体细节。这些情报使得根据地得以提前做出准备，最终挫败了日军的进攻计划。

  随着时间推移，日伪军对这支部队的戒心逐渐放松。8月份，他们甚至被安排参与＂清乡＂行动。这反而给了部队更多活动空间。他们趁机与当地农民建立联系，暗中保护了不少抗日积极分子。在一次＂清乡＂行动中，他们还成功策反了一个伪军排，使其带着武器装备投奔了根据地。

  9月初，一个更大的行动机会出现了。日军在南通囤积了大量军用物资，准备运往上海。顾复生提出由部队负责护送，借此机会将这批物资转移到根据地。这个提议获得了日伪军的批准。然而就在行动前夕，有人向日军特务机关举报了部队的真实身份。

  形势突然变得严峻起来。日军特务机关立即对部队进行秘密调查，同时也加强了监控。几名地下工作者被日军逮捕，经过严刑拷打，终于暴露了一些情况。部队面临着暴露的危险。

  1943年9月15日深夜，日军特务机关突然包围了＂和平救国军第三团＂在南通的驻地。然而，早在行动前几个小时，通过地下情报网的预警，部队已经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分批转移。汤景延命令各连队按照事先制定的三条撤离路线向根据地转移。

  第一批撤离的是位于海门的部队。他们化整为零，由当地渔民用小船将他们送往崇明岛。在岛上，早已潜伏的地下党员为他们准备了便服和假证件。他们装扮成做小生意的商贩，利用崇明岛的地理优势，成功突围到了苏北根据地。

  第二批撤离的是如东地区的部队。他们选择了一条最危险但也最出人意料的路线：直接穿过日军的封锁线。沈鼎立亲自带队，利用他们长期在当地活动积累的经验，将部队化装成参加＂清乡＂的伪军。他们大摇大摆地通过日军岗哨，甚至还主动与日军打招呼。这个大胆的计划居然获得了成功。

  最为困难的是南通城内的部队。由于日军的包围圈已形成，常规的撤离路线全部被封锁。顾复生临时决定改变计划，让部队分成更小的单位，利用城市的复杂地形逐步渗透。他们利用地下党员在城内准备的多个安全屋作为中转站，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成功转移了大部分人员。

  9月16日凌晨，日军发现部队已经撤离，立即派出大量兵力追剿。他们封锁了通往根据地的主要道路，并出动飞机进行侦察。形势危急时刻，当地农民和地下党员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将部队官兵藏在地窖、草垛中，有些甚至直接安排他们装扮成农民下地劳动。

  情报科长徐国华在突围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带领一小队人员故意暴露行踪，吸引了大量日军追击，为主力部队争取了宝贵的转移时间。在一处废弃的盐场，他们与日军展开了激烈交火，最终利用夜色成功突围。

  军需处长钱志远则带领一支小分队，趁乱突入日军军需库，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他们将这些物资分散藏在提前布置的几个隐蔽点，后来这些物资都被成功转运到了根据地。

  9月20日，最后一批突围人员到达根据地。统计显示，在这次行动中，部队不仅安全撤出了95%以上的人员，还带出了大量情报资料。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敌占区建立的地下情报网络基本保存了下来，为后续的敌后工作打下了基础。

  这次诈降行动的成功，不仅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还为根据地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特别是关于日军在长江口北岸的军事部署情报，对后来新四军在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通过这次行动，一批干部得到了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敌后工作经验。

  日军对这次失败进行了严厉追究。特务机关长平井少佐被撤职查办，姜颂平也受到了严厉处分。但他们始终没找到行动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更加证明了这次诈降行动的巧妙性。